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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屏匀 | 英译中国传统诗话“美学品格”之缺席——以《大中华文库 • 人间词话》为例

钱屏匀 外国语文研究
2024-09-04
作者简介

钱屏匀,博士(后),上海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英译、比较文学。



内容摘要:“ 诗话 ” 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独有的呈现方式,其充满思辨哲理色彩的诗论与字字珠玑的诗例相偕相生,共同铸就思想精妙、同时文采斐然的“ 学术” 与“ 艺术” 并驰的效果。然而在其英译中,诗论 “ 学术品格 ” 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诗例之 “ 美学品格 ”,后者往往在对前者屈从的过程中隐身,令作为论据的诗例由源语中的流光溢彩变为译语中的 黯淡平庸,造成诗论空洞无凭。本文通过对《大中华文库 • 人间词话》诗词英译 “ 美学品格” 缺席的深入分析,明确该倾向易导致域外读者对古典诗词欣赏路径的曲解,掣肘诗论的吸收, 阻碍中国诗学在海外的认同与接受。指出只有同时重视诗论的思想学理性和诗例的文学审 美性,才能全面呈现传统诗话的本真面貌,有效促进中华文化外译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人间词话;美学品格;诗词英译





      诗歌创作的内在理念或成文之道在中国诗歌史上表现为“ 诗话” 的形式。它以 “ 话” 这种感悟、启发的方式探讨诗歌艺术的产生、诗歌创作的经验、诗歌艺术的鉴赏、诗 歌作品的批评、诗歌发展的历史、诗歌艺术美学等内容(徐志啸 21)。此种特殊的文类肇始于南朝梁钟嵘《诗品》,成于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至清末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国诗话史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间睿语纷呈、妙论迭出,标举起中国诗学在理 论层面的升华。“ 诗话 ” 在内容上通常包含两个部分:诗论和诗例。前者是诗话的主体元素,阐述作者的诗学理念和批评思想,其中不乏独创概念和系统论说(如严羽 “ 妙悟说”、谢臻 “ 情景论”、王士祯 “ 神韵说”、袁枚 “ 性灵说”……),因而具备鲜明的 “ 学术性 ” 或 “ 学术品格 ”;后者则枚举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通过呈现出诗之所以为诗的 “ 艺术性 ” 或 “ 美学品格 ” ,为前者提供直观有力的佐证。换言之,诗论的有效阐释,离不开诗例的有力支撑,二者前后依托、互照互见。《人间词话》即是这样一本 兼具 “ 学术 ” 与 “ 艺术 ” 特质的优秀诗话作品。然而,在以《人间词话》为代表的诗话作品英译本中,诗论与诗例却往往不如源语文本中那般文质皆美,和谐交融。确切地说, 作为事实性论据的诗例在英译文中的 “ 美学品格 ” 当面对诗话作品突出的 “ 学术品格 ” 时,常处于臣服乃至隐匿的状态。文学审美 “ 缺席” 的诗例译文往往难以体现诗论要点, 进而影响译语读者对于诗论的正确理解和吸收。从这一点来说,此类英译本对于中国 传统诗话作品的诠释路径不啻是一种误读和歧路。这种现象对于后来者翻译、研究中 国传统诗话作品,值得警惕。







《人间词话》英译本概述

      《人间词话》是清末思想家王国维融西方文艺美学思想于中国传统诗论的一部诗话力作,对 “ 词 ” 这一诗歌形式的发展、表现、方法、风格提出了个性鲜明的文艺美学主张,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对外译介的必要。目前《人间词话》有两个英译本 —— 台湾学者涂经饴的译本(刊稿 64 则)和美国汉学家李又安的译本(全本 142 则)。后者的译文刊载于 1977 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 HUA: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一书的第二部分(该书由李又安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第一部分是文评研究)。2009 年,南京译林出版社将李又安著作的第二部分(即《人间词话》的英译)专门抽出,以双语对照的形式出版成书,成为中国国家“ 文化走出去” 战略实施过程中颇具社会影响力的“ 大中华文库” 丛刊之一辑。可以看出,李译本无论是在国家战略重视度和传播度上,都远超涂译本。但是,目前 国内外学界对《人间词话》李译本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与该作品在中华文化外译中 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更重要的是,目前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人间词话》作为学 术著作的英译质量展开,尚未以科学系统的方式泽及译本的 “ 美学品格 ”。本文认为, 对于这样一部融诗歌理论与诗歌美学为一体的作品的英译研究,应从 “ 学术” 与“ 艺术” 两方面同时入手,而本文正是基于后者的尝试。








《大中华文库 • 人间词话》诗词英译“美学品格”之缺席

      具体说来,《大中华文库• 人间词话》中“ 美学品格” 之缺席主要体现在“ 体”“ 境”“ 辞”三个方面:


2.1无 “ 体 ” 之译 ——“ 诗 ” 与 “ 文 ” 混淆

      诗词中的“ 体”,既指 “ 体貌”,亦指 “ 文体”,即诗词的“ 形式” 与“ 言说方式”。李又安在整本词话的翻译中,对词论与词例采取的翻译方式未加区分,皆为散文式阐 释型。然而一方面,缺乏诗形的散文式翻译使得词例呈现出繁琐铺陈、臃肿冗长的态势, 与古词长短相间、节奏分明的形态美和音韵美相去千里;另一方面,阐释解说性的言 说模式限制了词作言外之意的生成,大大降低了原词因用语精简而制造的想象空间, 瓦解了词之 “ 境生象外 ” 的深层心理审美效果。这种将 “ 诗 ” 与 “ 文 ” 混淆的无 “ 体 ” 之译对词作的美学品格不啻是一种斫伤,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文论观点的可信度。试以《人间词话》第 39 和 42 则为例:


原文:

白石写景之作,如 “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39)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 ……(42)

诗词译文:

The twenty-four bridges are still there

Deep in the rippling waves, the soundless moon is cold.


      “ 词 ” 这一文学形式原为酬唱而作,每一词牌都有格律、节奏和音韵上的一定之规,白石(姜夔)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形式、音乐和气度之美构成王国维所称之 “ 格韵高绝 ”,并见证于其《扬州慢》“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 这一名句。该句长短相间、节奏参差,意境深远。但李译本却以二个散文长句代替了原词三个朗朗上口的小句,且保留了所有功能性的语法成分,将原文的起伏顿挫变为译文的绵软疲沓,破坏了词作的内在张力和节奏,将姜夔词如 “ 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 的清空之姿尽数消解。同时,李译用“ 解说 ” 的模式 “ 串联 ” 原诗中原本独立的各意象,令原文的 “ 呈现 ” 转而变成译文的 “ 叙述 ”。尤其是第二行,句法严整,主从判然,更为“ 冷月 ” 和 “ 水波 ” 刻意制造出原诗并未明言的、不确定的时空关系 —— 月光深深映照在水面。如此,朦胧意境被清晰化,开阔多元的审美空间趋向封闭单一,原词凭借独特的并置方式所设置的诗学风景线沦为缺少文学特性的信息流,失去了接受美学家Wolfgang Iser 所说之 “ 潜在效果 ”,即文本本身隐藏的、需要读者深度参与和解读的审美效果(Iser72)。而其后 42 则中的论点英译却是 ——Of all the tz’u writers through the ages none can match Chiang K’uei in form and melody。反观李译,既无 form,也无melody,实难令人对文论信服。


      纵观李译全篇,如这般拖沓冗长、强作解人的译文俯拾即是。如:受王国维推崇备至的南唐中主李璟的名句 “ 菡萏香销翠叶残 ”(13 则)被拖长译成了 “The lotus once fragrant is fragrant no more, its blue-green leaves now withered and faded”,啰嗦无已,沉闷至极。译诗必备的文学干预手段如句序变换、延留停顿、长短交错、节奏起伏等在全篇译文中几无露面,由此造成词句形态、音乐和模糊多义性等多重美学品格的损失。正是因为李译本由始至终没有将译“ 诗 ” 之道区别于译“ 文 ” 之道,且辅以不厌其烦的“ 解释 ” 而非 “ 启示 ” 的言说方式,最终消解了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令词作读来只仿佛平庸散文,不见诗质和诗味,很不幸地验证了华裔汉学家欧阳桢对诗歌翻译的见解:散文阐释型翻译会令诗歌 “ 一瘸一拐地哀号前行 ”(欧阳桢 70)


      当然,汉语的模糊性和英语的强逻辑性令汉诗英译在客观上势必增加长度,解释 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语法功能和语言天性上的局限应该为负责任的译者所体察、探究, 力争缩小或弥补此种差距,切近原文特质,而不能成为译诗无 “ 体 ” 的藉口。试比较汉学家闵福德对姜夔词的英译:


The Twenty Four Bridges 

Have survived:

A ripple in midstream, 

Cold moon,

Silence.


      译文分为简短五行,形式上保持与原诗同样的长短交替;文法上适度突破英语规范,删除不影响理解的功能词汇,精炼利落,脱去了繁冗句法产生的“ 散文化” 效应, 而诗意照样通透;同时,每个意象单独成句,未用任何逻辑连接手段,令意象空间关系不确定,还原出几分原词模糊朦胧的意境;而且,几个小短句产生的延留和停顿使得译文在诵读时既节奏分明,又留有回味余地。特别是将“ 冷月无声” 拆分成两部分, 最后以“silence” 一词单独成句收束全篇,堪称妙笔。“silence” 既指冷月,又映照全篇, 一字千钧,为词作定下苍凉基调 —— 战乱劫难之后,词人面对山河破碎时 “ 无言 ” 之哀痛。如此精心的句式调整与安排,正应合钱钟书先生所言:词意位置得当,文章遂饶姿致(钱钟书 42)。这 “ 姿致 ” 二字,正是译 “ 诗 ” 精要,一般散文阐释译法无法给予。


      古词的结构形态自有其意味,影响美学品格的生成。译者在翻译中应将原词的错落感和层次感置于全盘考量之内,不宜译成无节制的冗言。长短相间、互相牵制才能 体现词作的张力;从言说方式上说,译 “ 诗 ” 非译 “ 文 ”,不宜事无巨细、笔笔俱到。适当减少不影响理解的语法成分,避免以“ 文 ” 的逻辑强行介入“ 诗 ” 的言说,保留文 本的“ 不定点”,既能以“ 陌生” 的姿态凸显译作的文化民族性,也能抛去喋喋啰唣之感, 对于英译 “ 词 ” 这一以 “ 清空不质实 ” 为显著特点的文类而言,是一种文化尊重。


2.2无 “ 境 ” 之译 —— 得 “ 意 ” 不传 “ 神 ”

      不可否认,尽管上述散文体阐释型翻译会以音、形之美和多义性的减损为代价,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其自由度高,因此理论上更有可能传达出最接近原文神韵的一种 诗作要旨,令境界更显豁。“ 境界 ” 是《人间词话》中的核心审美概念,按照王国维的说法: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 6)。可见,王国维将词人是否能够发乎内心地将己身代入景物、继而在景物上倾注真情、引发读者“ 共情 ”(empathy)作为衡量 “ 境界 ” 的标准。在烘托原诗 “ 境界 ” 方面,国内翻译大家翁显良先生可谓戛戛独造,其行文优美、情真意切的散体译诗以其 “ 意境完足 ”(王宏印 115)而独步国内汉诗英译界。然而可惜的是,李译本却未能抓住散体翻译的这一明显优势。译者将诗词等同于严谨的学术文章,翻译时一一刻板对应原诗的物象,临摹、照搬原诗的字面意思,字对句比,却明显缺乏对于词作情感实质和精神境界的深切体悟。自然,这种追求与原文 “ 对等 ”、对字词 “ 忠实 ” 的直译方法比较容易操作,因为译者只需 “ 依样画瓢 ”,将原诗的意象、意义还原成为客观性的存在物或对等物就可以了。然而,率尔操觚,仅得皮相。李译与原作的关系只有字面意义的对应,情不真,味不切, 仅得 “ 意 ” 而不传 “ 神 ”,属无 “ 境 ” 之译。试以《人间词话》第 14 和 15 则为例:


原文: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14)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5)

诗词译文:

the sorrow in a man’s life is truly as long as water’s long flow eastward.


      王国维激赏李煜词超越温庭筠 “ 句秀 ” 和韦庄 “ 骨秀 ”,无须文辞雕饰而内蕴自然越出本篇,在精神境界上直击人生本质,达到令读者情同一恸的 “ 共情 ” 境界,因之赋其 “ 神秀 ” 之誉。精妙传神的个性解读使“ 神秀 ” 这一文论术语成为《人间词话》中的经典一笔而传世。为证其论,王引用李煜《相见欢》中 “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 一句说明。然而,当译语读者带着一种“ 求证” 心理期待、品读作为论据的词例英译时, 却难逃被 “ 愚弄 ” 之感。


      首先,原词语简情切。而译文句式冗长,节奏拖沓,瓦解了原词深沉的情感凝聚力(这一点在上一节已作详细分析,此处不赘)。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译者只是原作字词的“ 搬运工 ”,译文对原文亦步亦趋,机械地还原意象,虽意义无损,但读来仿佛只是一种旁观者的客观平淡叙述,字字对应却无一字到,缺失原作的感染力,未能体现后主词“ 景语即情语” 的天然浑成,更没有原作对读者由 “ 召唤” 到“ 移情 ”(evoke→transference) 的情感互通,悖离了原词的审美欣赏路径。译文中用 “truly” 一词来机械对应原文的“ 自是” 则更增添了这种僵化感,刻意强调,实为蛇足,使译文读来皮相幼稚,诗味浅薄。王国维称李煜词为“ 以血书写就” 者,但在李译本中这种“ 锥心痛楚 ” 的情感特质几乎湮没。究其根本,译者缺乏中英语言和诗学的比较意识,对如何再现中国古诗词的“ 真景物 ”、抒发 “ 真感情 ” 未有深刻认知,只是依照字面 “ 白描 ” 落花流水、离愁别恨, 而这样的译句在众多古诗词英译作品中可以说积案盈箱,看不出任何神采之处。如此 译文情味缺乏、神采黯淡,无“ 境” 可言,实难支撑 14 则文论“ 神秀” 之英译 ——“the artistry of Li Yu lies in the spirit”。


      对于自己的翻译方法,李又安的解释是:“ 词” 对于受众要求极高,外行无法走近, 因此很难译成英诗,于是自己 “ 有意 ” 采用了尽量贴紧字面直译对应的方式。在她看来这样至少是安全、保险的,故而如上风格之译文随处可见。例如,译者将 27 则欧阳修《玉楼春》中的 “ 人生自是有情痴 ” 译成 “Man by depth of love may act the dolt”;将 39 则姜夔《惜红衣》中的 “ 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 ” 译成 “in the tall trees at evening cicadas tell news of the west wind”。貌似字字俱到,实则境界尽失。“ 情痴 ” 这个在中国文化中带有美好联想色彩的表达在李译中变为“ 表现得像傻瓜 ”,令人愕然;而诗人通过晚蝉鸣叫来 “ 预示西风即将到来的讯息 ” 这样透着无限诗意和雅兴的灵气表达却被照搬字面成 “tell news”,仿佛在开新闻发布会,与原诗之高情远韵、神采飘逸差以千里。可以看出,译者对于汉诗文化和审美联想缺乏应有的敏感度,只能提供 “ 文化静止” 和 “ 审美静止 ” 的诗词译文,无助于其与文论的互动。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既传达出译者对于原文的尊重甚至敬畏,也反映出译者的诗学造诣相比其学术能力的不足。相 比而言,以下译文在表现李煜词 “ 神秀 ” 时,则体现出不一般的诗学表现力:


Since then, life has been long, a river of regrets, flowing east.(Julie landau 译)


      译者系美国汉学家茱莉 • 兰道,其英译宋词常有不甘绳墨之笔。此译运用英国文评家 John Ruskin 所谓之 “ 情感错置 ”(pathetic fallacy)的修辞手法,将人生之 “ 恨 ” 转嫁到 “ 水 ” 之恨(a river of regrets),想象独到,通过将情思注入景物,令整幅画面即刻生动,增强了译诗感染力;同时,用三个逗号分隔句意,以错落的结构丰富词的层次和节奏,营造出内心情感的起伏波动和音乐感。虽其字面意义与原作不尽相同, 但译者将 “ 人生漫漫 ” 与 “ 一江遗恨 ” 并置的创造性译法所产生的“ 移情 ” 心理效应与后主词的神髓暗合。此个性化创制赋予译文别样神采,与诗论要义结合融洽,颇能“ 引领 ” 读者体味个中曲折,激发其进一步品赏原作的兴趣。


      具有较高美学品格的诗词翻译通常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内容信息的诠释,二是对精神内蕴的阐发,后者往往较前者更为重要,甚至只要“ 神韵能传”,有时可以容忍“ 字义有失 ”。因此,翻译诗歌应注重开阔视野,时时比较两种文化在语言、审美、诗学等各方面的差异,以比较促融汇,实现“ 自我 ” 与 “ 他者 ” 在精神情感上的共通。而为求所谓的“ 安全”、“ 稳妥” 对原文进行字对字的“ 搬运”,貌似 “ 尊重”,实则 “ 叛离”, 殊难为古诗词在异国他乡觅得知音。


2.3无 “ 辞 ” 之译 ——“ 诗家语 ” 缺席

      此处的“ 辞” 指辞采,即遣词造句的文采。诗词不仅在形式风格(体)、精神情感(境) 等宏观层面拥有独特的美学特色,在具体选词用字的微观层面也有着不同寻常的艺术 追求,表现为诗人常根据诗境对字词进行精细推敲、创意搭配,创制独属于诗歌的“ 诗家语 ”,营造 “ 陌生化 ” 的审美感受。在《人间词话》中,作者对“ 诗家语 ” 给予了较 大关注,认为 “ 炼字 ” 之功:着一字而境界尽出矣(王国维 8)。《人间词话》中有多处探讨诗词辞采之妙,如 “ 红杏枝头春意 ”(7 则)、“ 云破月来花影 ”(7 则)、绿杨楼外秋千(21 则)、“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 ”(36 则)等。然而,原词“ 因一字而成千古绝句”,译文却以“ 习见” 对“ 陌生”,以 “ 庸常” 对“ 奇崛”。此种 “ 欠额”的无“ 辞” 之译再度使得诗论如风中之烛,难以为继。试以《人间词话》第 21 则为例:


原文:

欧九《浣溪沙》词 “ 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 “ 出” 字,便后人所不能道。(21)

诗词译文:

Through the green willows beyond the tower a swing comes into view.


      原文 “ 出 ” 字之所以用得精妙,在于它以 “ 拟人 ” 修辞手法赋予秋千灵动色彩,暗点出打秋千之人,比之普通的 “ 荡 ” 字更能生动衬托出墙内人们的欢愉,倍增骀宕之神情意态(周汝昌 6),从而烘托整阙词的欢快意境。对于译者而言,此处正是在译文中展现诗句风采、彰显美学品格的最佳契机。可惜的是,为王国维极尽称道的一个 “ 出” 字被译为了三个词 “come into view”,丢失原文精简暂且不论,单说 “come into view” 在英语中是再平常不过的表达,全无新意,如何能传递原诗活泼、俏皮的动感?译者以 “ 寻常语 ” 来应对 “ 诗家语 ”,直是将 “ 活龙打作死蛇 ”,令读者对其后的评论 —— Chao Pu-chih said that the one word ch’u (comes into view) could not have been attained by later poets 顿感困惑和不解,不知该惯常用语有何 “ 为后人所不能道 ” 之处。此种译文令作者的苦心经营被辜负,文论说服力大大折损,对于中国文论作品的海外传播和接受实有害无益。而如此无 “ 辞 ” 之译在李译本中并非孤例,如前述 “ 红杏枝头春意闹 ”被译成“Red apricot blossoms along the branch, spring feelings stir” 亦失却原文辞采之妙。余例皆然,此处不赘。就美学品格而论,李译没有达到追摹原文辞采的程度,更不用说与原文各展其趣、同竞风流了。


      “ 诗家语 ” 是欣赏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佳绝之处,其涵蕴的奇思妙想足以摩擦出耀眼夺目的审美火花,激荡起回旋往复的心灵涟漪,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原文“ 异质 ” 之美。为体现此种独特的美学品格,译者应尊重原文在字词选择上刻意为之的 “ 变异”,保留语词搭配中的“ 反常化” 和“ 陌生化”,不宜将原文的“ 反常” 改造为译文的“ 正常”, 将“ 诗化语言” 改造为“ 日常语言”。翻译理论家王东风认为:文学翻译针对“ 变异” 与“ 常规 ”  的翻译策略应该是以变异对变异,以常规对常规。但并不要求变异的形式要与原文一模一样,关键是变异的模式及其效果。(王东风 439)例如,许渊冲先生将该句译为 : Green willows throw a swing // Out of the bower high. 运用 “ 拟人 ” 手法,称绿杨将秋千“ 掷 ” 出高墙,延续了原文修辞,曲达出原文 “ 诗家语 ” 的 “ 变异 ” 效果,令读者感受到别样的心灵体验,因之远胜毫无生气的 “come into view”,或可对诗论起到有效的 “ 旁注 ” 作用。






《大中华文库 • 人间词话》美学品格“缺席”之成因考辨

      由于汉语言,尤其是汉诗难度较高,历代汉学家在汉诗英译上多多少少存在瑕疵, 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言:“ 以中国文字之艰深,诗词铸语之凝练,译人之误会在所难免。(吕叔湘 1)汉诗英译之难,向来为学界共识。撇去这一层客观原因,《大中华文库 • 人间词话》出现的美学品格 “ 缺席 ” 现象实际上与译者采纳的翻译策略以及自身的诗学造诣不无关系。作为专治汉学的研究者,李又安的文化身份体现为她对原文本考辩、训诂等方面研究深入,学术态度细致严谨。同时由于得到浦江清、周汝昌、钱钟书等国学大师的帮助指点,李译本在文论译释中体现出对原作学术经典性的无比尊重,甚至已经到了膜拜乃至臣服的地步,因此其翻译原则是一以贯之的“ 紧贴字面的忠实 ”, 翻译策略则是通篇不变的 “ 直译 ”,彰显出典型的 “ 原文至上 ” 特点。


      但是,受其汉语诗学造诣所限,李又安难以认识到:《人间词话》作为一种典型 的品评诗词的诗话论著,不仅包含作者深湛的学术思想,更罗列有大量千古佳句闪耀 其中。这些诗词例句具有极高的美学品格和价值,担当着向读者展现作者诗学鉴赏水平、印证作者诗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因此其英译质量的高下直接影响到文论观点对于译语 读者的说服力。而任何对“ 诗 ” 和 “ 文 ” 选择纯粹同一翻译策略的行为只能是一种天真的梦呓,如果不是轻率或不负责任的话。从这一点上来说,《人间词话》的英译工作 实际上对译者的要求极高,他 / 她不仅应是参透原著的研究者,有着较高的中英语言造诣,还应是一位具备相当审美品味的诗人。但,学者李又安离这一标准明显尚有距离。她的诗词译文时时处处可见的是对原著的屈从和跟随,是一个 “ 仆役型 ” 的译文本。或许译者从未想过自己的译作其实可以与原作“ 平起平坐”,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 而不是原作扭曲的影子或回声;或许原作者高山仰止的学术声名令她望而生畏,不敢 越雷池一步;也或许译者本就是诗的外行人,无法企及 “ 诗人译诗 ” 的境界 ……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人间词话》英译本中的词例译文与原文审美情趣相差悬殊, 不仅令《人间词话》徒以单纯学术著作的刻板面貌呈现于英语世界,黯淡了原作的美 学光彩,更造成诗例与诗论的分裂与扞格,极易引起异域读者对中国诗论的困惑乃至 质疑,从而掣肘中国诗学的海外传播。因此,适时的评估、批评和重译工作不仅必要, 而且亟需。






结语

      在中国传统诗话英译中,相对于学术思想,美学品格同样是进行英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对于像《人间词话》这样大量引用词句的源语文本而言,词例英译的文学审美直接成为译语读者能否接近作者欣赏高度的突破口。文学性强、能保留、重构或补偿原词文学审美特质的译文自然能够有效印证词论要点,令读者 “ 对原作无限向往 ”(钱钟书 65),有效推动海外中国诗学的传播;而拘泥于原文字面、以散文方式过度阐释、忽略诗歌语言特点的译文本身既非优秀的英诗创作,又亏欠原文,难以为文论提供应有的说服之效,令译语读者产生“ 论点 ” 与 “ 论据 ” 割裂之感,造成其对文论的理解停留在低浅层面。因此,译者不仅应坚持中国传统诗论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理性,建构 “ 中国英语 ”,保持 “ 中国特色 ”,同时应努力再现诗话中 “ 诗例 ” 光彩夺目的美学品格,以使译语读者真切感受到诗话文本 “ 文质兼美 ” 的特色,建立起对中国诗学的正确认识。


      必须指出,李又安教授与许多执著于汉语典籍英译的西方学者一样,为中华文化在异域传播付出了极大心血,功莫大焉。正是这些热衷于中国文化,又乐于、勇于提出个人见解,提供自己译文的外国学者为典籍英译提供了最直观的文本研究视野,其译文之瑕疵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 “ 中华文化走出去 ” 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可能形成的障碍以及可以改进的方向,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典籍的英译质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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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屏匀,英译中国传统诗话“美学品格”之缺席——以《大中华文库 • 人间词话》为例,《外国语文研究》2021年第4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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